第六十七节 杨嗣昌三计

　　第一卷风起于飘萍之末

　　崇祯十一年冬，鞑虏围城，京畿戒严，入夜行人稀少。

　　顺天府崇文门东面五百余米，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的府邸便坐落在此。

　　整个杨府坐北朝南，东西长87米，南北宽60米，占地面积5220多平方米。

　　庭院前的甬道分南北二门进出，北端进门设仪仗厅、接客厅。

　　甬道设五重门楼，全宅门额都嵌有石匾，匾额的枋檩柱头雕刻着各种精巧图案。

　　在门斗的石阶列一对抱鼓石，高三米，宽两米，鼓座雕着双狮戏球、云龙、花卉。

　　门墩墙基刻有荷墀托、莲裙座、竹节衬柱等精美图案。

　　杨嗣昌在亲兵的护卫下从兵部衙门回府，尚为脱下朝服，內府管家拿着拜帖，禀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陈新甲到访。

　　“准备酒席，快快有请！”

　　杨嗣昌消瘦的脸颊露出几分凝重和不惑，但嘴里却没有丝毫迟疑。

　　陈新甲和杨嗣昌相识于崇祯七年。

　　当时陈新甲为右佥都御史，接替焦源清巡抚宣府。

　　因为军备长期松弛，陈新甲上任后亲自到边防墙堡去视察，走过前人足迹没到过的地方，全面掌握了兵马伤亡、城堡倒塌及弓箭等兵器的损坏情况。

　　然后几经上书向朝廷请求，对这些加以整顿，边防因此有了保障。

　　杨嗣昌当时担任总督，跟陈新甲一起共事，由此了解到他的才干。

　　崇祯九年五月，陈新甲母亲去世，他辞职回家守丧。

　　崇祯十一年九月，宣大总督卢象升父亲去世，辞职回家守丧。

　　经杨嗣昌推荐，崇祯帝诏令陈新甲回京任职，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宣大，协御清兵。

　　此次鞑虏入侵，天雄军的五千兵马便是由杨嗣昌上陈崇祯，最终划归陈新甲军中。

　　可这正是杨嗣昌感到不能理解的地方，陈新甲作为宣大总督，此时应该在宣府才是，缘何未经招征私自离开驻地？

　　若被御史言官知道并弹劾，按律当斩！

　　“文弱兄，可有清静地方，有急事相商？”

　　陈新甲身穿大明普通商贾直裰打扮，步履匆匆，才刚进大厅，不待杨嗣昌开口便只顾说道。

　　却是连基本礼仪也疏忽。

　　杨嗣昌心里一沉，陈新甲很有才干，晓习边事，文臣武将都有干过，算得上宦海沉浮多年，究竟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惊慌失措？

　　“陈总督切莫自乱阵脚，请到书房一叙。”

　　杨嗣昌动作优雅，双手一摊，作了一个请的姿势，自己在前头带路。

　　陈新甲老脸一红，想说点什么，终究长叹一声，无言紧随杨嗣昌身后。

　　杨嗣昌书房很大，装饰古色古香，颇符二品朝廷大员身份。

　　心腹仆从泡好茶，朝二人鞠躬行礼便转身退出去，并把房门拉上。

　　“没有其他人看见你吧！”

　　杨嗣昌端起热茶，轻轻吹拂几下，慢条斯理朝陈新甲问道。

　　“进城都是坐在马车，身边也都是心腹之人，守备一路护送过来，料来无妨。

　　实在事急从权，稍有违制，也顾不得许多。”

　　进了书房，陈新甲的心情反而平淡下来，喝了一口采自苏杭的上好龙井，不疾不徐说道。

　　“非常之时，尚望陈总督莫让政敌抓住把柄，以免遭遇不测。

　　老夫数月以来，大小事情不敢丝毫有错，可那些御史清流尚如蚊虫般盯着你，若不是圣上庇护，早已辞官回家。”

　　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，就承受巨大压力，不仅李希沆、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，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。

　　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，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，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。

　　可以说，崇祯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，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。

　　“唉，多事之秋，那班酸儒犹自假装清高，党争不已，难道真要大明灭亡了才甘心不成？

　　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独断，否则何至于此？

　　文弱兄的三条计策，均是平定朝廷内忧外患的良方，今上也非常赞同。

　　若有十年的生息休养，国内叛军和鞑子又何足道哉？”

　　陈新甲长叹一声，语气里有些说不出的落寞。

　　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积习下的文官统帅，有魄力，有才能，但终究难挽狂澜。

　　陈新甲受到杨嗣昌的引用，他们的才能、理念、心术相似。

　　所以对于杨嗣昌的三计非常赞同并支持。

　　杨嗣昌的三条计策是：一、攘外必先安内；二，足食然后足兵；三、保民方能荡寇。

　　对于第一点，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，京师是头脑，宣、蓟诸镇是肩臂，黄河以南、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。

　　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，乘之甚急；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，中之甚深。

　　外患固然不可图缓，内忧更不能忽视，因为它流毒于腹心，如果听任“腹心流毒，脏腑溃痈，精血日就枯干”，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？

　　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，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，专心致志、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。

　　对于第二点，他建议增兵12万，其中步兵74000人，马兵36000人，并增加饷银280万两，采取均输、溢地、寄监学生事例、驿递四个途径。

　　第三点便是发展民生民计。

　　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。

　　其实认真说起来，这三条计策都是好的。

　　无奈整个朝廷的局势糜烂，人浮于事，党争不断，而崇祯又没有魄力坚定执行。

　　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，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。清军多次入塞，威胁明朝京师安全。

　　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，更是明朝腹心之患。

　　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，生擒高迎祥，局面有所好转。

　　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，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，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。

　　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，工于笔札，富有辩才，每次皇帝召见时，都能思如泉涌，侃侃而谈，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。

　　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，对他几乎言听计从，甚至惊叹：“用卿恨晚！”

　　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，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，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。

　　崇祯十一年三月，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，力主对清妥协，集中全力平息“中原群盗”。

　　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，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，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、勇于任事，崇祯对他更加信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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