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二章 新工作
1978年12月初,又迎来了清点胜利果实,享受丰收喜悦的好日子。
上个月洪衍武连电影票带倒指标,总共拿了六万六千块的纯利。
他那些在电影院门口吃饭的手下们,成功实现了收入翻番,等于又是一个双薪月。
“糖心儿”和“刺儿梅”,这次因为沾了“二头”的光,利润比往常一下激增了两倍,各自分了六千块。
这不但使“糖心儿”成天乐吟吟的,也让“刺儿梅”笑得眯起了眼,甚至对“小地主”说话都硬气了三分。
这完全可以说明一个问题。钱哪,不但是英雄胆,它照样也是女人的胆。
最值得称赞的是“二头”,按说好的,这小子拿到了两千块的分红。
可这些钱,他自己个也没独闷儿。竟然不容推辞地跟“大眼灯”、“伸手来”和“滚子”一人伍佰地平分了。加上“工资”,他们每人拿了得有八百多。
照他这路子,可以说这哥儿四个已经领先一步实现幸福的共产主义了。
对这一点,洪衍武固然觉得有些不切实际,认为日子长了肯定难以一直如此的维系下去,但心里还是满欣赏的。
因为这一举动足见人品。既然是这样的人为他办事,他还能不放心么?
当然,在处理钱的方面,洪衍武现在也是不用太发愁了。照样是王府井和琉璃厂两头跑,买名人字画、买印石三宝。
而且因为不着急了,他还慢慢挑上了,跟各家店混熟的人都打了招呼。
说只要有罕见大块料的田黄、鸡血,或是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傅抱石、李可染、黄宾虹的画作,一定给他留着。
说实话,他这时候还真颇有点志得意满之感。幻想着自己的下半辈子,要不然也开个印石字画博物馆玩儿玩儿得了。
那到时候,随着这些东西的行情上涨。肯定是各路媒体争相报道啊。
他必定也得混上个什么文玩大家的称号。也得上电视台做几期节目去,听那些主持人满口“老师”称呼着。
马老师弄古董,那还算什么呀!能跟他比吗?
官窑青花也不过是论千万算的。顶多和他手里的田黄打个平手。可这些字画,那都是论亿算的。咱一副顶他十个官窑!
想着出风头的美事,心里乐到了极点。洪衍武还好为人师地想教育一把“糖心儿”呢。
“姐姐,跟我学着点吧,你也买点字画、印石。你就知道傻留钱,那票子算什么呀,只会越来越毛。物以稀为贵懂吗?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懂吗?买这些东西,就跟咱俩手里的邮票似的,也能不断上涨。同时还透着品味,熏陶个人修养……”
陪着他一起逛商店的“糖心儿”倒是挺虚心地点点头。“嗯,说的挺在理……”
可跟着,就伸出那纤纤素手,把洪衍武用小一千块,刚收的两张画轴拿走了。
那是一张齐白石的仕女图,一张徐悲鸿的猛虎图。
众所周知,齐白石的虾,徐悲鸿的马最出名。但从某种角度说,之所以如此,除了这两种东西他们画的传神,那也是因为这两种东西他们画的最多。
其实像这种画家本人很少尝试的题材,价格往往还会更高一筹。
所以洪衍武的笑模样,立刻变成了傻眼。
“唉,唉,你这是干嘛呀?”
“糖心儿”睁着大眼睛,完全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
“干嘛?听你的,我拿两张画挂家去也熏熏呗。”
“洪衍武”立刻干呛了一口。
“薰?你当薰蚊子哪。我是怕你吃亏,才让你别留钱……”
可不防倒让“糖心儿”抓着话柄了。
“什么你的我的?你的还不是我的?咱俩以后不是一家子?要我说,今后你就继续买字画,我留着钱呗……”
“我,我……得,您有理……”
“我还想要两块石头呢,你光留着有什么意思,咱俩也一人刻个章呗。有章省事,都不用写名字了,一盖就行……”
“行,行,您兹要高兴,怎么都成……”
洪衍武这真是强忍住了心疼,还得陪笑脸呀。可谁让他穷得瑟的呢?
这就叫报应,还是有人能治他。
不过话说回来,其实这种痛苦也蛮让人自得的。
什么叫有钱人?那就是得把好东西不当好。什么几千万、几个亿的,咱根本不在乎,说糟践就糟践。
爷,那揍逮系介个样儿~
同样是在这个月的月初,洪衍武和和陈力泉的工作也终于有了着落,这俩人又有地儿上班了。
说句不过分的话,街道的这位李大主任,当初给他自己亲兄弟张罗工作都没这么尽心过。
这也就是看在电视机的份儿上,才会按着他们的要求,不厌其烦地打了无数个电话,最后总算是在前门段儿上给他们寻摸着了一个较为合适的事由。
要说这个工作还真不错。虽然是临时工,一月照样是十八块钱。可每天是在室内上班,固定早六点到中午十二点,六个小时工作时间。
说是体力工作者,可也到不了四脖子汗流的地步,每周还有一天休息日,那比待在菜站,天天雨打风吹可强多了。
不过这活儿唯一的缺陷就是臭,有点腌臜。他们得见天儿跟猪肠子打交道。
哪儿啊?这什么工作啊?
嗨,京城老字号,鲜鱼口的“天兴居”饭馆。
京城人大多吃过炒肝,都知道这是正宗的京城风味小吃。但上了年纪的老京城人,还知道有关“炒肝”更多的故事。
比如说,知道这玩意其实是由“白水猪杂碎”演变来的。
知道“炒肝”的创始者本是创业于清同治元年(1862年)的“会仙居”。
知道当年是大记者杨曼青出主意做公关,才捧火了“会仙居”的炒肝。
还知道民国22年(1933年),借“会仙居”第三代传人闹内讧之际,它斜对面的“天兴居”后者居上。最后不但把“会仙居”给干趴下了,1952年还把“会仙居”给吞并了。
而从此至今,这京城的“炒肝”,也就首推“天兴居”为正宗之源了。
这个“第一”的名头可不是白占的。哪怕是在这样的年月,别的地方炒肝买一毛钱一碗,“天兴居”靠着首屈一指的味道和制作工艺,都能卖两毛钱一碗。
还别看这么贵,还照旧是人满为患。每天熬的七锅“炒肝儿”,一锅能卖一百三十碗,不到九点钟,准告售罄,晚一步都吃不着。这就是差距!
可能说到这儿就有人感到奇怪了。会问,“这么牛的老字号,那怎么会有洪衍武和陈力泉的位置呢?能让他们两个强劳过的人来上班,那李主任的面子可够大的!”
嗨,这事儿也得两说着。
怎么呢?
一方面“天兴居”的名气大是不假。可它出名儿也只是出在这碗“炒肝”上了。
这东西,京城人是当早点吃的,配着点包子或烧饼、火烧,可不能当正餐。所以说破了大天儿,这“天兴居”本质上就是一个大点儿的早点铺。
店堂四五十平米,也就摆十来张桌子,比普通小饭馆大点儿不假,但和“京城烤鸭店”(聚德全)、“齐鲁餐厅”(便宜坊)这些老字号一比,可就相形见绌了。
说到实际的经营状况,除了早上六点到九点,热闹不到仨小时,其余时间顾客寥寥无几。
也就中午还兼营点炒菜、炒饼、蛋花汤之类的简便午餐,应付几个逛前门只求填饱肚子的外地旅客。
至于晚上那根本就别想了,鬼影子也没一个。所以也就不营业了,一过下午两点,直接上板儿关门。
另一方面呢,“天兴居”现在也确实是急缺干活的人手。而这就得说到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了。
原来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,“天兴居”从“运动”时期起,招来的年轻人,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。
就这帮小青年,无论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,共性是干嘛嘛不灵,吃嘛嘛香。还都打骨子里就看不上服务行业,颇有些自觉龙游浅水、大材小用的委屈。
打上班的头一天起,他们就没认真工作过。最擅长反倒是的迟到、早退、吵架、扯淡、或者是跳跳“忠字舞”,打打“敲三家”什么的。
真论干活,不帮倒忙就不错了。
用掌灶司永祥师傅的话说,只要这帮小子上班别把蛐蛐带来,别再掉进炒肝锅里去。包包子时候别抽着烟,再把烟灰给包进去,他就谢天谢地了。
干脆,还是让他们闲着吧,也比裹乱惹事的好。
所以实际上,“天兴居”一直都是靠老职工们的自觉性维持着日常经营。特别是厨房里的事儿,关系到店铺的百年声誉,试过几次之后,就谁也不敢让小年轻们插手了。
当然,小年轻们自己也乐得清闲,每天仨小时最忙的时候收收脏碗、抹抹桌子,剩下时间也就抽烟打牌去了。就没一个人,想着跟老师傅学点技术的。
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,而随着老师傅们一个个退休了,年轻人继续一个个增多。自然干活的自然越来越少,吃饱了混天黑的越来越多。
那么天长日久,全部积累起来的矛盾真到了某种程度上,也就会来一个总爆发了。
而现在恰恰就是这种时刻,因为洗肠子车间的两位老职工刚刚退休,百十斤猪肠子每天清洗和处理的任务没人干了,成了个让人头疼的大难题。
是,老职工们还是有人会干,可是真忙不过来了,至于小年轻们,根本碰都不愿意碰一下。
于是这可就愁坏了白白胖胖,弥勒佛一样的沙亮宝经理。要没了处理好的猪大肠,哪儿能变出一锅锅的炒肝儿来呀。
倘若京城百姓吃不到这一口,那是要叫屈骂娘的呀。真写封信到饮食公司,肯定得挨上级批评。关键是挨批之后还照旧得解决问题,那不就太亏了嘛。
还真是巧了,就在这种最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时候,一个受李主任所托的电话,打到了沙经理的办公桌上。
正满头大汗的沙经理一接电话眼睛就亮了。
有两个能干活的小年轻想来这儿当临时工?这不正是想睡觉,就有人给递枕头嘛。
强劳过?那倒不算什么,反正俩小子也不是因为偷进去的。
话说回来,要不是这样有毛病的人,他也不能甘心没有正式编制,还干这种活儿不是?
得,这么着,这事儿就说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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