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六章 万象更新
1979年1日28日,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。
大部分的京城市民在度过了一个没有年三十的除夕夜后,又开始了他们为期三天的新春假期。
这一年的春节与1978年相比,其实无论是过年的气氛还是形式,都有了一定的全新变化。
首先,是在全国范围内呼吁复苏“年”的呼声更高了。
1979年1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:《为什么春节不放假》和《让农民过个“安定年”》。
相反的,主张继续坚持“过革命化、战斗化春节”和响应号召“不请客、不送礼、不张贴春联、不大吃大喝”的声音却寥寥无几。
在民间自觉迸发出的热情下,不但全国各地年画空前畅销,贴春联的行为也大范围地复苏了。
红纸黑字的“万年红”贴遍了千家万户的门口,一张张贴在门上的大大的“福”字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表露无遗。人们用这种最传统的形式表达对时代最深的欣喜!
要知道,在七十年代前期,可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房居民和农家小院才贴春联。
内容基本都是“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,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”,或是“岁岁平安日,年年如意春”之类的老句陈辞。
而1979年,春联不仅从乡村贴进了城里的单元楼,词句也由简单的豪言壮语变得带有对未来、对新时代的期盼了。
如“喜气洋洋过春节,身强力壮迎长征”、“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,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”,或是“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,现代化开端金鼓欢腾”,“富国安邦人欢财旺,移风易俗送旧迎新”。
其次,1979年的春节,京城人们普遍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。在年货和各类商品的供应上,都有了可喜的增长。
虽然食用油、花生、瓜子、芝麻酱,鸡蛋和蔬菜和过去一样,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
但富强粉的定量由每人一公斤提高到了两公斤。粳米也由一公斤变为了可购买全月定量。
猪肉在定量的基础上可以凭本额外多买2.5公斤。活鸡、带鱼都更充足了,而且市场上居然还难得一见地出现了冰冻虾仁和鱿鱼。
至于烟酒茶三样儿,以香烟的供应增长最为显著。
除甲级烟和乙级烟中的“前门”、“恒大”、“香山”、“八达岭”需要凭证每人每次限购四盒外,其余牌号的乙级烟敞开供应。
白酒虽然仍有一些限制,但已相当宽松。
京城城镇居民可凭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白酒1.5公斤。集体户口个人可凭证每月供应500克或一瓶酒。购买散装白酒500克以下不再登记。
在茶叶供给上,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。
1979年1月10日,京城市政府作出决定。除每500克5元、6元、8元的三种花茶仍收0.5张工业券外。其他茶叶一律免券供应,这立竿见影地促使了“高末儿”销量大增。
(注:高末儿为京城土语,即价格高,质量差的碎茶叶)
当然,还不光只有这些,要说变化最为明显的还得属糕点、糖果。
这一年,不光像“话梅糖”、“牛轧糖”等一些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老产品恢复了生产。同时,外省市和进口的新产品、新口味糖果也进入京城市场。
“红虾酥糖”、“吉利酥糖”、“牛奶朱古力”、“蛋香饼干”、“香酥饼干”、“特制蛋糕”、“巧克力棍糖”等11种全新的产品,也依次摆上了商品柜台。
完全可以说,糖果市场已经最先一步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。不但不限量,居民购买和选择余地也加大了。
因此,从这一年开始,过年时,一个家庭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,虎视眈眈盯着父母给自己分几块“酸三色”水果糖的情景,逐渐成为了被遗忘在脑后的历史。
另外还有,春节娱乐方式也从过去单调走向了丰富。
应该说,贯穿七十年代前半期的春节娱乐主题基本可概述为,样板戏、革命歌曲、革命舞剧、革命电影、纪录片。几乎十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。
然而从1977年起,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,春节气氛开始变得鲜活起来。
五颜六色的灯笼,娓娓动听的“空竹”、各种各样的鞭炮、脸谱销量大增。
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,以至一段时间内关于鞭炮伤人的事件层出不穷。
各种游园活动也重新盛行起来,体育环城赛跑活动和一些传统游戏得到了恢复,如套圈、射击等再次出现。人们特别热衷于猜谜语,谜语灯会空前火爆。
电影院里也不一样了。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《阿诗玛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李双双》这样的国产电影,而且慢慢地,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。
到了1979年,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。
1979年的除夕夜,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竟然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。在此之前,跳交谊舞额是作为“封资修”被禁止的。
于是从这一刻起,跳舞热从***的红墙内蔓延出来,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,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、广场、饭馆、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,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次舞会上,有一对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的青年男女,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,成为了能够代表我国历史符号的一张经典照片。
当时,这个女的还叫盖小玲,后来改名为盖克,著名演员。
1979年的除夕夜,同样也是电视播映春节联欢晚会的开端。
有好多观众一直都认为1983年的春晚是第一届。但其实在1979年,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。
当时叫做《迎新春文艺晚会》,是由春晚创始人之一的邓在军和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共同执导的。
只是由于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,而《人民日报》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,所以影响不大。
后来领导觉得春节晚会适合做下去,1983年,邓在军才又再次执导了最知名的那次春晚。
1979年春节,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。沪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“参杞补酒”广告片。
香港《大公报》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,“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,标志着共和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。”
总而言之,从方方面面来看,都渐渐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了!
正是因此,对普通百姓而言,这一年互相拜年时,说的除了“过年好”这样的传统话语。也多了好些家长里短的寒暄客套。而且民间语言渐趋轻松,话语时代性有着明显的体现。
比如上了点年纪的关心,“春节您家本儿上的‘五斤肉’买了没呢?”
“买了买了。今年真是比去年强多了,炖肉总算是能让孩子们多吃几口了。”
年轻人们在这年春节刚刚相互询问,“你有没有听邓丽君的新歌啊?”转过年来便又对刘文正拜得无以复加。
“哥们儿,听过《外婆的澎湖湾》吗?是个男的唱的,真不错……”
“冒儿了吧你!人家那叫刘文正。他的《兰花草》、《迟到》、《童年》、《橄榄树》也好听,不比邓丽君差。我刚串了他一盘磁带……”
“哎哟,那你可得借我串一盘,今后,女的我就听邓丽君,男的我就听刘文正!”
就是这样,哪怕从这些小事儿也能看出,人们都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的喜悦,体味着“拨乱反正”之后的团圆以及亲友的互访所带来的春节的温馨。
具体到洪家呢,节前摘帽这件大喜事让他们从未有过的轻松,不但精神上扬眉吐气了,经济方面也宽裕了。那么这个春节必然过得是和睦美满。
这一年,光看洪家的春联就能体现出这一点来。
因为春联有三个作用,一是辟邪,二是家福报平安,三就是来年的祈祷。主人家想什么,其实全都能通过笔下的内容展现,让看的人心里明镜儿似的。跟本不用你开口,就可知家中大致境况。
洪禄承这回写的是“福惠三春景,吉祥两字金”,而且因为是羊年,横额自然就是“三阳开泰”了。
而且用的是隶书体,圆峰润滑,恰似柳叶荷萍,大有心神气定的感觉。
不用说,和去年洪家人仍然有点战战兢兢,把“平安”当成首要期盼已经完全不同。他们的心态已经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。万事顺畅,追求进步才是他们今年的愿望。
同时,这次洪衍武也长了记性,没再露怯,他把大门上的“福”字贴得端端正正的。
想他如此中规中矩,恭恭敬敬地贴上了他亲爹的一笔好字,洪家人这一年也满应该过得更加顺畅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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