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7章 人已先流浪
第817章 人已先流浪
赵无机凭借赵公明的手机联系,回到了赵公明参加项目后的租住的小房间。
一本有点陈旧的日记本摆放小房子窗口边的小桌子上,进入了赵无机的视线。
“我是95后,从小生活在西北一个国营水泥厂家属院。这是一个以厂子为中心的封闭“独立王国”,医院是厂里建的,学校是厂里开的,校服上是厂里的logo,幼儿园大合唱唱的是厂歌。
这个厂是上世纪50年代156工程的产物。当时,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,国家在老工业基地东北以外的BJ、西安、兰州、包头等城市,建设了上百家厂子。我家在的这个厂,建在甘肃某个偏僻镇子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土坡,建成不久后,实现了水泥窑技术突破,曾经将成吨的水泥运向全国各地。
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,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子;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,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。
厂里的俱乐部,在此挺立了半个多世纪,承包了影院、礼堂、球场、阅览室等等功能。
首先是语言,因为汇集了不少东北工人,我们厂流行一种东北味普通话,比如,“这个本子三毛钱”,三是二声。后来有研究者说,这是一种属于厂矿区的“语言岛屿”现象。初中,我进入本地一所厂外学校,才意外地发现,同学们说的居然是本地方言。在这所学校,即使同在一个西北小镇,我依然深深感觉到异乡人的孤独。
讲回我们厂区家属院,它分为南北两部分,中间由一个天桥连接,走路需要二十来分钟。天桥下面是当地牧民和他们的奶牛的神秘领地,我和发小们有时会背着家长偷偷下去,为漫山的牛粪和土砖下藏着的蚂蚁蛋兴奋半天。
我家在厂区北边,天桥下人行道的另一侧,是一片用来隔离工业粉尘的白杨树林,我和发小曾在树林里种下几棵白杨树,希望它能长成大树,结果被野猪无情地吃掉了。厂区南边居民楼更多,也更繁华,有学校、职工医院、俱乐部、灯光球场、小市场。
在这里,大人们要么来自隔壁车间,要么是楼上楼下,一个小孩他爸妈是谁,做什么的,家里有过什么风流往事,大家都门儿清,即使不认识,一翻厂区通讯簿,也能联系上:通讯簿上,按姓氏排列,所有职工的手机和座机号都有。在我的成长记忆里,厂区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,比如社会上流行小灵通,厂里就发小灵通,社会上流行手机,厂里就发手机。
我读三年级时,有一次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作业本,妈妈翻开这个通讯录,靠盲猜对方家长的姓名,打了一通电话过去,果然是。听闻消息后的对方家长骑着自行车,一路风尘仆仆来取回本子,没耽误家里小孩写作业。
我的发小当然也来自厂区。四五岁的时候,有一天妈妈说楼下来了新邻居,随后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后探头探脑。后来我和这个小女孩成为了同班同学,变得亲密无间。每年大年初一,我们先敲响对方家的门,看看彼此的新衣服,秋天白杨落叶,我们一起用落叶根茎玩一个“扯牛筋”的游戏。尽管后来,我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,但依然共享了独一份的厂区童年,成了亲戚一样的关系。
不光这个发小,今年过年,我去另一个发小家做客,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爷的称号:“刘工”,并激动补充,“你姥爷和她爷爷埋在一起哩!”虽然大过年的,听到这句,我们都沉默了。
但这确实道出了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:在职工医院出生,在子弟学校上中学,如果没考上大学,就继续在这上技术学校,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,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,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。
回忆厂区生活,有过非常快乐的时日。每天早晨,厂区会播放纯音乐,虽然不知道曲名,但我爸爸至今能弹出那些“厂里早上放的歌”。
我和发小,曾用四叶草缠绕丁香树干,做成植物门帘;每周我们还聚一起,用大人穿破的丝袜,给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礼服。圣诞节,我们会去厂区宾馆二楼开的歌舞厅里偷摘圣诞树上的小礼物。
尤其厂子飞速发展,上市融资后的几年,每年发给员工们的肥皂、洗衣粉、手套多到用不完,电影院、书店、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。厂里一度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,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花表演,表演总是以一排“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乐”绽开在天上而结束。
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,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一个傻子叔叔,每天拉着架子车,到厂里捡垃圾时,也是笑容满面的——好像不论什么样的人,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,养活自己。小孩们放学后,甚至经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,有的帮他推架子车,有的听他讲故事,顺便再从车里拿走几个看得上的垃圾。
这里连“较量”都是简单的。我读小学时,学校里分帮派,南边的是一帮,北边的是另一帮;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,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,大家暗自较劲的,不过是谁走得更快,更早进到家属院。赢一次,就能沾沾自喜很久。
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:比如小时候,有次出教室,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,我们以为是雪,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,是工厂污染,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。还有一年,厂里很多人都说,一位工人高空作业,掉进矿坑。真实情况不得而知,大家只看到,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,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。
后来,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,庞大臃肿的厂矿一样,属于我的“母公司”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。2006年,我们的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,学校的牌匾换了,名字换了,校服换了。从2010年开始,几代职工家庭陆续搬走,去县城,去省城,所剩的人越来越少。从五湖四海来的人,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。
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,进入新学校,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,我只能说我来自“某某厂”。同学后来谈起我,说的也是“她是某某厂人”,好像在他们心里,“某某厂”是和县、市、省一样正常的地理区划。
为了融入大家,我也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,但失败了——我说得太不标准,自己别扭,别人也听不懂,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,不说了。一些学校里的小混混为此“约谈”过我,“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,别装逼行不行?”。
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,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,我却像个异乡人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,事情开始露出端倪:作为厂三代的我,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,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。
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,成年后的我,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,开启了在广州、BJ的漂泊生涯。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,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。
这些年,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,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,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“世界主义者”。但事实上,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。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——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。
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,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。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,但发现有点难——牛肉面讲究“一清二白三红四绿”,而我既不爱吃面,也根本不能吃辣(红)。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,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,忘了叮嘱不要放辣,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,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,吃得非常狼狈。此后,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。
我很羡慕那些能用一顿牛肉面抒发乡愁的人,他们是真正有故乡的人。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,会说地道的方言,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变,但生活方式不会变。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,早已随同厂矿大院,消失不见。
这个春节,我和发小们想回厂区聚聚,发现母校的楼没了,四合院变了色,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、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,没什么人了;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、小市场,都拆了;广场前的地灯不知道被谁砸了,不亮了。熟识的领居更是不在了,坐在门口的陌生面孔盯着我们——我们意识到,我们好像才是外来者。
这让人放入陷入平行时空: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,都是假的吗?当然不是假的。后来我发现,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“平行时空”。导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纪录片,记录下了同为一五时期项目“西北铜川矿务局”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,调查了厂区一起沉重的矿难。在王小帅的《青红》,贾樟柯的《二十四城记》,王兵的《铁西区》里,也都能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厂矿生活。
脱口秀演员李诞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,也讲述过自己在NMGXLGL一个草原深处烧碱矿厂的生活:集体生活,天南海北,楼上住着上海人、兵团人,吃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海鲜,“小时候什么都有,但后来矿区很快萧条了,狗比人多”。
写作了聚焦厂矿生活一书《子弟》的作者潘一掷说,有一种故乡,叫做“咱们厂”,“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,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,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,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,有的落户在城市里,更有的移居海外。从集体生活,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。”来自孤岛,来自那些“独立王国”的人们,最终成为了孤岛。
想起幼年时代,一个印象是,眉头中间贴着小红心,涂着鲜艳口红的自己,在大声唱着厂歌。二十多年后,厂歌的旋律依然能脱口而出。为了考证自己记得准不准,我还专门去搜一下,没想到视频网站上真的有这首歌,是一个成年后组了乐队的厂矿子弟演唱的。视频下面,每年都有新的用户评论发布,感慨从前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,前奏一响起来,就有点想哭。我意识到,那可能就是“故乡”的感觉。”
“这就是我找不到归宿而成了流浪汉的原因,我其实知道数字生命项目的危险,但我还是参加了,你如果看到这段文字,也就证明这个危险真的发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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