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5章 从建筑看发展!
离石和刘浚沿着街道慢慢溜达,离石发现永嘉城里的人都戴了纱帽,最少也是用纶巾包住头上发髻。
离石也就入乡随俗,随便找个沿街的屋子,闯进去摘下头上发髻束发金冠上的冕苏尾羽,本来想换个纱帽戴上,可惜他没有,戴别人的他又不习惯。
换完头型,离石扔下一枚金币,就与刘浚一起扬长而去。
他一边走一边看,一边还向刘浚讲解起了建筑史的变迁,要向离石讲解永嘉城内有名建筑的刘浚反而成了听客。
离石边走指着路两边的建筑说:
刘兄,华夏文明一脉相承,你看三国、两晋时期的建筑,主要是继承和运用秦汉的成就。
然后又指着一个与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高塔说:
这应该是佛教的佛塔,佛教在东汉初期时传入我华夏。
刘浚忙问离石:
紧弟,你说的华夏有什么特别含义和讲究吗?
离石依稀记得“华夏”一词的来源,便对刘浚发劳骚说:
没想到,南朝乃汉人文化精粹聚集之地,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有所缺失。
这到底是人为的?
还是传承遗失了?
然后离石一本正经的说:
华夏,源于中国古代对于中原地区及其文化的称谓,最初用来指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一些史前部落或部落联合体,合称为华夏族群。
这些族群被认为是汉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,就是被南方汉人抛弃的北方之地。
没想到吧?
“华夏”一词最早始见于《尚书.武成》,根据《尚书》的记载,武王伐纣时“华夏蛮貊,罔不率俾”。
无论是中原的华夏诸族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族群,没有不跟随武王一同伐纣的。
由夏朝而至周朝,具有丰富悠久的礼仪传统,因此被称为“夏”,而“华”则是因其服饰之美得名。
汉朝建立后,华夏逐渐演变成中国的代称。
魏晋以后,“华夏”逐渐被“中华”一词取代。
而“中国”一词的由来,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王朝——商朝。
刘兄难道在南朝的史书中读到过夏、商、周三个古老王朝?
离石见刘浚惘然的摇头,又接着问:
那夏王朝呢?
见刘浚还是惘然的摇头,离石不再继续追问,而是接着说:
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各方诸侯之中,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“中国”。
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,它同时又是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
在古代,“中国”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,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,只有国号,而没有国名。
他们所说的“中国”,仅是指地域、文化上的概念。
刘浚说:
贤弟,没想到你真正的治学是治史,为兄知道华夏、中国、中华这些词语的意思,却从没有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想。
受教了!受教了!
贤弟,请继续,为兄洗耳恭听。
离石让刘浚一打岔,就开始见到什么就说什么。
看见前面最高的佛塔,便说:
佛教在东汉时传入,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,就是佛教建筑,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。
随之而来的是“身毒”、西域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涌入中原,渐渐向南方辐射。
刘兄,你看佛塔周围的建筑是否与刚进城时建筑有所不同?
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,使秦、汉时比较质朴实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,这也是汉人的建筑风格第一次被动的融合,也丧失了秦、汉时的建筑风格。
佛教在东汉时就已传入中国,经三国两晋的缓慢发展,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,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、佛塔和石窟,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。
现在大梁王朝更是崇信佛教,梁朝萧衍现在就开始大兴土木,在建康修建佛寺已达三百多所,僧尼五万多人,规模还在不断扩大。
这是刚刚开始,南朝地方各郡县也都在兴建佛寺,而这一切的负担都需要黎民百姓去承担。
听说退缩到东北方的大赵石勒也开始崇信佛教,他不敢与北朝大秦作对,也不敢与南燕鲜卑奴为敌,只能崇信佛教,麻痹自己,在王城里兴建寺塔。
北燕慕容氏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,建都平城时,就大兴佛寺,开凿云冈石窟。
迁都洛阳后,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。
大秦把羯胡、鲜卑奴驱赶到东北边时,据说北方天柱山里,大山里佛寺达三百多座,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,可见佛教建筑之盛。
而那些地方只是他没有去过,也没有在他的大秦境内发现佛教的踪影。
没有付出,就不会有收获,既然他在攻略胡虏之初,没有见到佛教帮忙出战的影子,那他就当佛教并不存在,也不会给他们在大秦享有任何特权和扶持,将新冒出来的佛教边缘化任其自生自灭。
不像拜火教,好坏准许他们完全汉化以后,就可以在华夏境内传播宗教。
他们提前下注大秦的未来,大秦不介意将它改造融合后,带着他一起去征服世界。
南朝佛寺以建康的永宁寺为最大,按《建康伽蓝记》所记,中间置塔,四面有门,塔后为佛殿。
这些资料就是盖世太保、国土安全局、军事统计调查局、猎人公会、宣传部联合起共同搜集、整理、汇总后的资料,内容很详实、很细致。
离石说:
据资料记载:
初期的佛寺布局与“身毒”相仿佛,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,置于佛寺中央,而以佛殿为辅,置于塔后。
关于“身毒”的资料介绍,董夫子私藏下来的史书中大略记载,因为这些书籍里的内容,才促使董夫子树立了天下本应“大一统”的观念。
离石歇口气,接着说:
现在建康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。
所谓“舍宅为寺”,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,后堂改为讲堂。
于是,佛寺进一步中国化,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,而且使私家园林也融合成为佛寺的一部分。
这在《建康伽蓝记》中有较详细的记载。
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建造,传到中国后,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,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,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。
离石感叹的说:
外来宗教进入中国,只要能与中国本土文明能融合,就可以试着让他们传播,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用,要是光会修建筑,那就去当建筑工人。
想到这里,离石就想笑,要是大秦以后的建筑工队,管事头领是光头的大和尚。
永宁寺塔是该时期最著名的木塔,方形、九层。
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,采取密檐式,仅作为礼拜的对象,而不供信徒、游人登临游眺。
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——单层塔,这是荒原猎人在北方天柱山里采药时发现的。
天柱山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。
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,佛教传入中土后,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。
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、官僚出资修建。
用的是无地可种的农夫、征发的是度日如年的匠人。
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。
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,石窟可分为三种:
一是塔院型,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;
二是佛殿型,窟中以佛像为主体,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;
三是僧院型,这种寺院在“身毒”称“毘诃罗”,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,窟中置佛像,周围凿小窟若干,每窟供一僧打坐。
兄长呀!你可否想过羌胡、鲜卑奴境内佛寺怎么建出来的?
这些佛寺都是我汉家儿郎用累累白骨所建,北方汉人从刚开始时的二千多万人口,变成现在四百多万出头。
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汉人人口去哪里了?
兄长所说的“仁”包括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北方汉人吗?
而同时期,南方汉人在做什么?
他们什么都没有做,一心扑在建筑和穿衣吃饭的享受上面,世家豪门生怕住的不够舒适,吃的不够丰富,穿的不够奢华。
南方贵族、世家豪门的住宅后面都往往建有园林。
园中有土山、钓台、曲沼、飞梁、重阁、假山等等。
同时,还让叠石造山的假山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,如建康的华林园、萧蒹宅及梁江陵湘东苑,或重岩复岭,石路崎岖,或深溪洞壑,有若自然。
魏晋以来,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,爱好自然野致,在造园修建方面,聚石引泉,植林开涧,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。
时间来到南朝后,他们耗费民脂民膏,去满足个人的私欲,集体有意识的忘记正在北方胡虏屠杀刀苦苦挣扎的汉人。
离石忍不住又叹了口气,唉!
由于民族的强制大融合,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。
一方面,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,但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。
如睡床增高,上部加床顶,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,这种习惯在北方改变的更明显。
起居用的床加高、加大,下部以壶门作装饰,人们既可以坐于床上,又可垂足坐于床沿;
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、隐囊和半圆形凭几(又称曲几);
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。
另一方面,西北匈人杂胡进入中原地区以后,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,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,如椅子、方凳、圆凳、束腰形圆凳等。
这些新家具改变了北方汉人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布置习俗,成为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。
刘浚听的目瞪口呆,又觉得理所当然,只有这位贤弟,才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权力,让各地的官员将这些无聊的情报汇总上报上来。
他嗫嚅的说:
贤弟,你所说的这些,为兄能否借来一观,等日后有机会去看看。
唉!为兄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妄想,为兄年龄摆在这里,连多走几步路都有些气喘,怎能到你说的地方去看看呢?
离石自信的说:
兄长,若是听小弟安排,戒除了寒食散的毒瘾,让黄神医给你调理理身体,再修习道家养身锻体之术,定能让你再年轻二十岁。
那时,你乘坐大秦的火车,去东南西北四处转转,领略山河风光之峻美,岂不美哉?
刘浚迟疑的问道:
当真?
离石肯定的说:
吾以先皇启誓,绝无虚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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